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4月12日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6年4月28日湖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结合新晃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自治县）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把自治县逐步建设成为团结、繁荣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是县人民代表大会和县人民政府。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是自治县的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自治县人民政府是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自治县的国家行政机关。
第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证宪法、法律在本县的遵守和执行，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
第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五节规定的县级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依照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情况，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原则下，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速本县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不适合本县实际情况，在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后，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第六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除侗族代表外，聚居在本县内的其他民族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各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原则确定。
第七条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中，侗族公民应占多数，苗族、汉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有侗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中，侗族公民应占多数，苗族、汉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
自治县县长由侗族公民担任。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或副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副检察长中，应当有侗族公民。
自治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应当注意配备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工作人员。
第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县的特点和需要，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设置工作部门，并在上级国家机关确定的总编制内，自主地安排和调剂各部门的编制员额。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要尽量配备侗族工作人员，并注意配备苗族、汉族工作人员。
第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多种形式，积极从本县各民族中培养干部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并注意在妇女中培养干部和专业人才。
第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干部或工人时，应优先招收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员。在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从农村少数民族人口中招收。
第十三条 自治县的国家工作人员，享受民族地区生活补贴。在其他生活福利方面，也可以给予适当优待。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外地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参加本县的经济、文化建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分别情况，给予津贴；对专业技术骨干给予特殊照顾。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坚持自学，经考试考核合格，获得中专以上学历或技术职称的人员，给予奖励。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显著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其他劳动者，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并给予物质奖励；有重大贡献的，给予重奖。
本条的实施办法，由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四条 自治县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关心人民的疾苦，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各族人民服务。
第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保障县内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本县各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各民族的干部和群众互相信任，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共同维护民族团结。
第十六条 自治县各民族公民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学习、工作和其他社会活动，任何人不得歧视。
自治县各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对不通晓本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当事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为他们翻译。
第十七条 自治县在苗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苗族乡。苗族乡乡长由苗族公民担任。苗族乡人民政府应当尽量配备苗族工作人员。
苗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采取适合苗族特点的具体措施。
自治县人民政府有关苗族乡的决定、命令和指示，应当适合苗族乡实际情况。
第十八条 自治县的经济建设，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大力发展商品生产，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
第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农民的生产自主权，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发展林业、牧业和其他多种经营，积极建设商品生产基地，努力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第二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确定山林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集体的山林，可以划给农户承包经营，也可以划给农户作自留山。集体的荒山可划给农户长期经营。按政策和合同确定的个人所有的林木，允许继承、转让，或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有关规定自主处理
。
第二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土地管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禁止乱占滥用耕地。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水土保持，严禁乱砍滥伐、毁林开荒和烧山开荒；坡度在二十五度以上的耕地，要逐步退耕还林还草或改造成为梯田梯土。
第二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指导和帮助农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鼓励和支持农民从事各种专业生产或联合经营。对于从事开发性生产的农户和经济联合体，给予重点扶持。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犯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
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自主管理县属企业、事业。如改变隶属关系，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扶持乡镇企业，保障其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非经企业所有者同意，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改变其隶属关系。
第二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充分利用水能资源，统一规划，分级办电。鼓励乡（镇）、村、组、个人办电，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管理和保护县内的矿产资源。对国家允许由本县开发的矿产资源，依照法律规定划定范围和地段，分别组织县属企业、乡镇企业或个人开采。
第二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以农副产品、矿产品为原材料的加工工业和交通运输业。
第二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县的财力、物力和其他具体条件，自主安排基本建设项目。
第二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建立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制。
第二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农村集镇建设，统一规划，加强管理，改进服务设施。鼓励农民到集镇摆摊设点，开店办厂。
第三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拓边区市场，发展与邻近地区的贸易，并积极做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供应工作。

第三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鼓励县外、省外、国外的经济组织或个人来本县投资办企业，努力为他们提供优惠条件。
第三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自主安排使用属于本县的财政收入，调剂本县财政预算，制定本县财政管理实施办法。
自治县的财政收入多于财政支出时，定额上缴上级财政，上缴数额一定几年不变；收入不敷支出时，报请上级财政机关补助。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财政预算过程中，自行安排使用收入的超收和支出的节余资金。
第三十三条 自治县的财政预算如因国家税收政策和企业、事业隶属关系的改变，以及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使财政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发生较大增减时，报请上级国家机关批准作适当调整。
第三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对国家拨给本县的民族补助费和各项专用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第三十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将地方机动财力和上级国家机关拨给的民族经费，重点用于本县经济建设和智力开发，并接受县人民代表大会或它的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第三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上级国家机关的规定，建立乡、民族乡、镇一级财政，实行“定收定支、超收分成”的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采取特殊措施，帮助苗族乡和其他贫困地方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第三十八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大力发展民族教育，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发展职业教育。
自治县设立民族中学，并在边远贫困、居住分散的山区设立民族小学、简易小学或教学点。民族中学、民族小学以寄宿为主和助学金为主。民族中学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对苗族乡和文化基础差的乡实行定向招生。
自治县设立民族职业中学，建立职业培训中心，开办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班，培养专业人才。自治县的企业、事业单位在招收人员时，优先招收经过职业培训的人员。
第三十九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鼓励城乡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集资兴办教育事业。
第四十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加强教师培训，努力提高师资素质。
第四十一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教师的社会地位，保护学校财产，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四十二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科学研究机构的建设，改善科学技术人员的工作条件。
自治县的科学技术人员应面向本县经济建设，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学研究成果，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第四十三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点的文化、体育事业，收集整理县内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民族历史文物和名胜古迹。
第四十四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加强对地方病、职业病的防治，努力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重视民族传统医药的发掘、整理和利用，鼓励民间医生正当行医。
第四十五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积极开展同外地的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和协作。
第四十六条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尊重县内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照顾各民族的特殊需要，支持各民族人民开展有益于民族团结和身心健康的传统节日活动。
第四十七条 自治县少数民族公民的结婚年龄，男方不得早于二十周岁，女方不得早于十八周岁。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根据法律和政策，按照比汉族地区适当放宽的原则，制定实行计划生育的具体办法。
第四十八条 12月5日为自治县成立纪念日。



1986年4月28日
就晋宁法院实际谈近年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的原因

唐时华

据统计，近年来全国相当部分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以云南晋宁县人民法院为例，该院近五年的收案数量呈连续递减的状况。民事案件的下降，在部分法院内部引起了一定的争论，是利是弊，众说纷纭。为此，笔者就云南省晋宁县法院为调研对象，并对该院民事案件下降的原因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以期能抛砖引玉，帮助广大的研究者得出一个理性的结论，正确看待当前相当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下降的现象。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当前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相关组织和机构对案件的分流。

（一）是随着民间调解组织的逐步建全（例如人民调解委员会），很多矛盾（例如邻里纠纷、赡养等）被解决在源头。

基层一级的调解组织具有布局广泛，遍布到每一个行政村，而基层调解组织在我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因为它着重从民俗民情等方面对问题着手解决的特点，以及调解委员会成员通常是纠纷人身边较有声誉和威望的人，其调解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但是由于其更贴近广大公民的日常思维，更为公民从道义（或道德）所接受，所以，调解组织着重从民间民俗、乡规民约的角度处罚进行调解，效果往往比诉讼更好（这一点，与云南省高院副院长、田成有博士提出的民间法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的良好效果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使相当部分比较轻微的民事纠纷在这一级就被解决。

（二）是公安机关对治安案件的调解，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

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安机关对一些治安案件的调解具有方式多样，程序较法院的审判程序更为简便的特点，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作为公安机关，很多第一手的治安案件发生，处理的第一程序就在其职责范围，经过这一程序再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就比较少。同时，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人治环境的影响，“无讼是求”的传统理念深入人心，这些影响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所以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公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等观念的影响，宁愿吃亏而不愿用诉讼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新的婚姻法的出台，从客观上分流了相当部分的民事案件。

新的婚姻法对登记离婚的条件的放宽，这一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的进步在于充分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坚持以人为本。这一规定的出台，使很多人比较忌讳的单位相关证明等条件已经不再成为登记离婚的束缚，而且在对财产、子女作了相应处理的前提下，很多人更愿意选择登记离婚这一既节约经济成本，又更为快捷的方式。而以前离婚案件在基层法院的民事案件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晋宁县人民法院2004年度的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类型的案件就高达413件，占民事案件865件的46．83％），这就使相当部分原来可能要到法院解决的案件现在多数在诉讼外就能解决。

二 、当地经济萧条，经济不活跃。

一个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产生的经济纠纷越多。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萧条甚至倒退，经济纠纷自然减少，诉讼到法院的案件自然减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案件比西部欠发达地区多的原因。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更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问题。以晋宁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为例，1995年至2000年，由于该院辖区内有云南石林轮胎橡胶集团等多个大型国有企业，由于交易的活跃，每年仅仅是因为这几个企业的案件就达百余个，案件涉及的当事人遍及全国各地，案件标的达上千万。如今，这几个企业或停产或亏损，在清查了对外欠债和对外债权的一段时间之后，关于这几个企业的案件廖廖无几。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的多少，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与否的“晴雨表”，一地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民商事案件的增加，否则，法院的相关案件受理必然减少，二者密切相关。

三、案件的执行结案率与当事人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造成一部分当事人不愿到法院诉讼。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法院的“执行难”问题一直是为社会所密切关注的焦点、热点和难点。一些案件当事人虽然胜诉，但是由于案件无法执行结案，相当于法院给当事人打了一个“法律白条”，无法真正兑现其判决的实质内容。这一现象的存在，严重挫伤了当事人诉讼的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当事人的诉讼积极性，所以在实践中，才出现了当事人当街叫卖判决书的不正常现象，也才出现了专职为他人讨债的“讨债公司”等被新闻媒体戏称为“黑色公正”的现象。如果我们回到资源本身的稀缺化问题的层面上来讲：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通常强调一个司法资源的概念，而当事人到法院诉讼，同样要计算一个经济成本的问题。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当事人基于对国家法律的信仰而到法院进行诉讼，花费了相当数额的诉讼成本和大量的精力，即使赢得了法律的支持，但是这一国家的公力救助却不能变为现实，而仅仅是一个遥遥无期的漫长等待，那麽必然会导致公民对法院公信力的怀疑和对国家法律期待值的下降，这一问题的出现必然会导致公民不愿意再到法院进行诉讼从而导致了法院民商事案件的减少。同时，这一问题也是法院本身值得深思的问题，至少问题本身叩问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法律素养、司法诚信和个人信誉。

四、民间非法纠纷的存在，致使一些公民的利益依法不能得到保护。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广大西部农村，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资金融通困难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一些非法的纠纷就应运而生，同时也就产生了一些非法的纠纷（例如赌债和非法的高利贷），这些纠纷的一旦产生，很多群众仍然抱着“欠债换钱，天经地义”的观点，行为到法院为这类纠纷提起诉讼。显然，这就不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在法院的立案审查过程中就将其排除在法院的审判之外。

五、 个别地区派出法庭的撤并，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一般的经济发达地区，派出法庭的撤并，对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一因素却不可忽视。例如一件案件涉及的诉讼金额仅仅为50元人民币，如果派出法庭就在当事人的住所地，其诉讼成本就很低。但是如果派出法庭撤并，派出法庭设置在当事人的住所地以外，那麽当事人要进行诉讼，其诉讼成本就还要加上往返于住所地和法院所在地的车旅费、住宿费等费用（通常的事实是一个行政区划的县有近十个乡镇，而派出法庭仅仅只有一到两个）。这样一来，就大大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可能其付出的费用远远高于其得到的法律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起诉之前可能就会计算一个成本的问题，从而最后决定是否还要通过诉讼手段解决问题。
总之，部分基层法院民事案件数量的下降，并非一因一果而是多因一果。同时，无论作为我们的立法者还是司法者，在看待这一问题时，也应当有一个理性的思维和态度，从而更好地开展好民事审判工作。




作者单位：云南省晋宁县人民法院 邮编：650600
email－－－tshihua1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