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甘肃陕西两省一些地区重复建设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通报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甘肃陕西两省一些地区重复建设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通报
国办发〔2002〕3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最近，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甘肃、陕西等省出现的重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调查。
经查实，２０００年以来，甘肃、陕西两省一些地区的酿酒、水泥生产和造纸等
行业，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重复建设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如不尽快加以解决，不仅
会影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而且会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
影响全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将检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通
报如下：
一、甘肃省永登县原有水泥生产企业７７家，近几年来根据 《国务院办公
厅转发国家经贸委关于清理整顿小玻璃厂小水泥厂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１９
９９〕４９号）要求，对６１家土立窑小水泥厂采取了关闭措施。由于关闭不彻
底，随着２００１年水泥市场好转，有２３家已关闭的小水泥厂又重新开工生产。
这些土立窑的生产效率低下，污染十分严重，直到有关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才
采取了清理整顿措施。
二、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的武威、张掖、金昌、酒泉、嘉峪关五地、市共有
酿酒企业４８家， 其中４６家生产白酒，生产能力达７万吨，２００１年１—
１０月实际产量为２．５８万吨。依据经国务院批准的《工商投资领域制止重复
建设目录（第一批）》 （国家经贸委１９９９年第１４号令）的有关规定，从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全国禁止上新的白酒生产线，但武威市和张掖市仍新设
立了一批生产白酒的小企业，其中：武威市的天祝全荣酒厂、天祝华锐酒厂、雪
莲饮料食品有限公司、武威金武酒厂，张掖市的千源酒业有限公司、名城酒业食
品有限公司、金河酒厂、金池酒厂、临泽县金沙食品有限公司， 白酒生产能力
共计２６３０吨，加剧了该地区白酒生产企业的恶性竞争。
三、陕西省西安市现有的９７家小造纸企业中，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实
现达标排放，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其中，武屯新庄造纸厂、武屯德华造纸厂、
康桥四联造纸厂、康桥炮南包装材料厂、康桥玉山造纸厂、康桥灵山造纸厂、西
安东方造纸厂等７家企业排放不达标，另有２８家企业没有经过环保验收。关中
地区是严重缺水地区，一些小造纸厂耗水严重，也加剧了该地区供水紧张的状况。
对上述重复建设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甘肃省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文件
规定，对违规新建的小白酒企业，进行清理和关停；切实做好河西走廊地区葡萄
酒发展规划，引导葡萄酒行业良性发展；要进一步优化水泥生产线布局，切实淘
汰落后生产能力，进一步做好已关闭的小水泥厂的善后工作，防止再次出现反弹。
陕西省要进一步加大对造纸企业清理整顿的力度，严格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对限期内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要坚持节约用水，关闭
一批高耗水的小造纸企业。甘肃省、陕西省人民政府要按上述意见对存在问题抓
紧进行清理整顿，并将结果上报国务院。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也要抓紧进行自查，
并对类似问题进行清理整顿。
各地区、各部门要从甘肃、陕西两省重复建设和环境污染事例中汲取教训，
以全国大局为重，切实转变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定和政
策，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重复建设，防止环境污染。加强产业发展的规划指导，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以市场为导向，促进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企业健康发展。
继续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坚决制止和取缔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擅自建
设的项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加强环保执法，切实防止已被淘汰的企业和
设备向西部地区转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二年五月五日
针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引发的争议以及进而引起的劳资关系的紧张，各国莫不加以重视并寻求解决之道，美国在此问题的解决和防范上走在了世界前列。在过去30多年来，通过相关法律的制定与完善，各级法院的相关判例诠释，相关行政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促进与协调以及雇主及事业单位主动采取的各项预防及补救措施，建立起了诉讼救济、行政救济、单位内部救济等多种渠道的纠纷解决救济机制，使得美国工作场所性骚扰受害者的各项权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
在美国，工作场所性骚扰的诉讼救济路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最为普遍的诉讼救济手段，即依据侵权行为法在私法框架内提起侵权之诉；另一种是依联邦《民权法案》及各州平等就业法律在公法框架内提起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在后者出现之前，前者是普遍的诉讼救济手段。
民事侵权之诉
这种诉讼是依据侵权行为法一般直接对侵害人提起的民事侵权之诉，是将性骚扰行为外在表现类型化而分别提起的诉讼。该类型化的诉讼属于学理上的分类，如提起人身伤害之诉、精神损害之诉以及非法妨害人身自由、诽谤以及侵犯隐私权之诉等。这种依据普通法下的侵权行为法提起的诉讼，是在依照民权法案提起性别歧视的性骚扰诉讼确立之前，为受害人所能采取唯一有效途径，当性别歧视之诉确立后，这种非制定性法诉因之讼仍具有相当吸引力。因其赔偿金额的数量较性别歧视之诉的赔偿无限制，赔偿金的种类也较后者多，尤其是设定有惩罚性的赔偿。且受害人通过侵权之诉享有较长诉讼时效,程序也较为熟知而不复杂，实属有利甚多。所以受害者利用侵权行为法来对工作场所性骚扰寻求救济，仍是相当普遍之现象。现以三类侵权之诉为例说明之。
1.人身伤害之诉。是指受害者在工作场所遭受冒犯性肢体接触或有这种行为之虞时，提出的侵权行为之诉。该种诉讼以肢体接触或有即将进行接触之预期及忧虑为要件。如果仅仅是言语骚扰，则无法依据这类诉讼获得救济。而受害者在提出人身伤害之诉时，要证明两项要素：即有有害或冒犯性的肢体接触以及受害者对这类加害人有意加害的行为感到忧虑不安。人身伤害之诉对肢体性骚扰情形最为适用，也为工作场所肢体性骚扰事件的受害者采用。例如，当法官轻轻吻了一下一个睡着的女秘书使女秘书感到焦虑不安，女秘书可以人身伤害提起对法官的性骚扰之诉。
2.精神损害之诉。又名故意造成情绪上苦恼之诉，也是工作场所性骚扰受害者最常引用的救济方式。该项诉讼需要具备四项要件：加害行为极端而令人厌恶，加害人具有造成情绪上苦恼之意图，被害人因此遭受严重情绪上苦恼及被害人指控的行为造成其严重情绪苦恼。例如，女下属未答应男上司的表白，此后频繁受到男上司的电话骚扰，每天晚上会发一句恶心短信，或是打电话进行辱骂，行为很极端且令人厌恶，也造成女下属情绪紧张，无法安心工作，工作和生活都受到极大困扰。此时该女下属可以提起精神损害之诉控告男上司性骚扰。
3.非法妨害人身自由之诉。是指一种意图将他人限制在行为人所设定范围内的动作，而这种行为会造成将该位清醒个人拘禁之后果。一般而言，在涉及侵略性肢体动作之性骚扰事件中，某些性方面示好之举动往往会构成错误限制人身自由之情形。如饭店老板抓起女服务员，把她带进房间，然后将她按倒在地，并对她身体加以抚摸，即构成非法妨害人身自由之情形。
性骚扰之诉的由来和发展
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是将性骚扰归为性别歧视的一种，并依据民权法案及各州公平就业法规以及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发布的具有司法参考价值的相关指导原则对雇主提起的诉讼。其由来与发展归功于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法学家麦金侬女士、广大妇女群体以及各级联邦法院和行政机构的共同努力。
麦金侬在1979年发表的《职业女性性骚扰》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她指出，性骚扰是典型、恶劣的性别歧视行为，不能仅依靠单个受害者在侵权行为法下得到个案救济，而应当利用《民权法案》第七章，即“禁止雇主因受雇者之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原始国籍、残障情况及年龄等因素，而拒绝雇佣或解雇，或在薪资报酬、工作条件、待遇或优遇等雇佣条件上，有任何歧视待遇之情形”提起基于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从根本上解决。其观念得到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认可，并在1980年进一步规定了两类基本的性骚扰形式：“性雇佣条件”、“性恩惠”之类带有性交换的骚扰；“胁迫”、“敌意”、“攻击性”工作环境的骚扰。
随后，麦金侬的主张及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指导原则在1986年的一件案子中最终被最高法院所认可和采用，自此将性骚扰行为界定为性别歧视可以援引民权法案进行诉讼已经成为美国司法中的主流观念。而对骚扰者提起性别歧视的性骚扰之诉，已成为受害人寻求法律救济的主要手段。
随着大量性骚扰案件的提起与诉讼，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修正了民权法案，对性骚扰者可以判定赔偿和惩罚性赔偿，并规定了性别歧视案件中的陪审团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了对性别歧视之诉的法律保障。
性骚扰之诉的实践
在性别歧视之诉中，由于所依据的法律是国会通过的民权成文法，因而性骚扰的诉讼由联邦法院审理，并且被告是性骚扰发生场所的公司、工场和雇主。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雇主承担的主要是提出证据证明性骚扰或者性骚扰情节十分轻微，或者具体表明其采取了合理的预防措施以及事后采取了合理而迅速的纠正措施的责任。而整个案件的说服责任主要由原告受害人承担，包括按照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提出证据来支持其主张以及对被告理由的反驳。
该诉讼可用一例说明之。原告原为一夜店服务员，在其顾客A的帮助下成为A所在公司的雇员。原告在A手下工作，两周后，A约原告工作后面谈。面谈时，A向原告介绍自己的婚姻状况和他与其工作女伙伴之间的风流事，并提出要与原告发生性关系。原告拒绝了A的要求，此后A开始设置“敌意”的工作环境：A为她安排疑难复杂的工作；让她在他的电脑前工作，而他电脑的保护屏为一张几乎全裸的女体照片等。有两次A向原告展示男性生殖器状的抚慰器；原告想申请升迁时，A让原告画一张形似男性生殖器的播种机。此外，A让原告起草一份文件，文件上有“精子有权生存”和“妓女合法化”的字眼。后来，原告辞职并以性骚扰状告被告公司。
此案件同时包含了性关系雇佣条件和敌意工作环境两类性骚扰，陪审团和联邦地区法院支持了原告，被告上诉至第八巡回法院。第八巡回法院驳回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为性骚扰不成立，因为A的行为未达到“苛刻”和“弥漫”的程度。
余论
对于工作场所性骚扰受害者而言，无论是在公法框架内以性别歧视提起性骚扰之诉，还是在私法框架内以侵权提起民事侵权之诉，两种救济路径并不排斥。关键在于受害者诉讼成本，胜诉几率以及赔偿额等各方面的考虑和选择。上升到整个性骚扰诉讼救济机制的建构而言，前者是一种更能突出社会影响力的诉讼，是一种主要的救济手段，而后者亦能提供前者所不具备的各种补偿措施，弥补前者所依据的联邦及各州公平就业法规的不足，亦是一种有吸引力的被普遍采用的救济手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