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办公厅


卫生部接受社会捐赠财产管理暂行办法

卫办规财发〔２００６〕７号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卫生部接受社会捐赠财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部机关各司局：为加强我部接受社会捐赠财产的管理，现将《卫生部接受社会捐赠财产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六年一月十七日

附件：
卫生部接受社会捐赠财产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卫生部接受社会捐赠财产的管理，充分发挥捐赠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捐赠财产主要是指：
（一）发生重大疫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特殊情况下，国内外单位和个人要求卫生部作为受赠人接受的捐赠；
（二）政府其他接受捐赠部门将所接受的捐赠转交给卫生部的财产；
（三）公益性社会团体接受的捐赠分发给卫生部的财产。
接受捐赠财产包括款项、物资以及捐赠物资的变卖收入、捐赠资金利息收入。
第三条 卫生部接受的社会捐赠财产实行统一接受，集中管理，统筹安排，分工负责的原则。
第四条 办公厅负责接受国内捐赠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协议的签订。
国际合作司负责接受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捐赠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协议的签订。
规划财务司负责捐赠款物的接受、分配、管理，并对使用情况进行财务监督、检查。
相关业务司局归口负责捐赠项目的执行和监督检查。
未经部领导授权，任何司（局）、处（室）不得自行接受捐赠。
第五条 规划财务司指定并公布接受捐赠款项的收款人名称、地址和银行账户。
收到捐赠款项后，按汇款单位名称或捐款人姓名开具财政部统一印制的捐赠收据，并将收据及捐赠证书及时寄送捐赠人。
其他部门转来和社会团体分配的捐赠款项开具统一结算收据。
第六条 捐赠物资应具有产品资格、功能、质量以及使用说明等书面资料，按照捐赠协议验收无误后，交由规划财务司登记造册并向捐赠方开具捐赠物资交接清单。直接分配到使用单位的，由使用单位开具捐赠物资交接清单。
捐赠物资的计价按下列方法进行：捐赠方提供有效凭证的，按凭证上标明的金额作为实际价值；捐赠方没有提供有效凭证的，应当参照同类或类似物资的市场价格估价作为实际价值。
境外捐赠物资的检验、检疫和进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接受的捐赠财产均纳入我部预算管理，以充分整合资源，发挥资金最大使用效益。
凡捐赠协议中指明具体用途的定向捐赠，应按照捐赠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未经捐赠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用途。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同意。
未指明具体用途的非定向捐赠款项按照财政部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定，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八条 规划财务司会同相关业务司局根据捐赠协议和使用原则，汇总编制捐赠财产使用计划，报部领导审核批准。
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的非定向捐赠款项使用计划，需按照政府预算编报程序，报经财政部审核批准。
第九条 接受的捐赠财产必须按照捐赠协议和审核批准的计划执行，专款专物专用。
直接用于部内各业务司局开展全国性业务工作的，参照我部中央本级财政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分配到地方卫生部门或部属（管）单位使用的，由规划财务司办理捐赠款项拨付和捐赠物资的资产调拨手续，相关业务司局负责业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十条 对于不易储存、运输和超过实际需要的捐赠物资，相关业务司局根据实际情况，会同规划财务司提出建议，报经部领导批准后，可以变卖。变卖收入视同捐赠款项进行管理，用于捐赠目的，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一条 规划财务司要对捐赠财产专账核算。建立捐赠财产分类登记账册，及时登记捐赠财产的取得、验收、分配、发放、领用等情况，做到账目清楚，及时准确，手续齐备，记录完整，账实相符。
捐赠财产直接使用单位要建立受赠财产的使用制度和专账财务核算制度，加强对捐赠财产的管理。规划财务司应给予指导和监督，必要时，可以对其进行财务检查。
涉及政府采购的支出，使用捐赠款项应参照我国政府采购的有关程序和要求进行。
第十二条 捐赠项目完成后，相关业务司局要及时总结项目完成情况和款物使用情况，根据捐赠协议的内容，及时向捐赠方反馈情况。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应予以如实答复。
地方卫生部门或部属（管）单位收到捐赠资金和捐赠项目执行完成后，及时将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和项目效果报卫生部。
第十三条 办公厅应及时将接受捐赠的情况、受赠财产的管理情况和使用情况在媒体上予以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港澳台地区、国（境）外企业和基金会的无偿援助项目，援助经费由援助方或其他指定的执行机构直接管理的，其管理办法将另行研究制定。
第十五条 在出现较大疫情或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国务院对捐赠财产的接受和管理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2000年我部制定的《卫生部捐赠财产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试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李飞


　　一.立法背景及概述
　　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在这次修正案中针对社会中突显出的各种犯罪问题增加了许多新的罪名及相关规定，如针对证券交易中“老鼠仓”问题；增设“组织领导传销罪”；增设“非法获取、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等等。而最令人关注的是修正案第十三条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
　　近年来，我国查处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中，领导干部身边的如配偶、子女和情人等参与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而现行刑法对此有无相应规制。基于此，又为协调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要求，《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规定定罪处罚”。本罪名突破了传统受贿罪的主体范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受贿罪对犯罪主体规定的缺陷。
　　二．关于此罪主体争议的几点看法
　　本罪名的犯罪主体主要包括三类：（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目前来看，存在争议的有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二是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以下试分述之。
　　（一）“近亲属”的认定应以刑诉法为准。
　　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文规定近亲属的范围，而“刑修七”颁布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此尚无进行解释，理论界对此存在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理解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上的近亲属的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之规定，近亲属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另一种见解认为，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很明显，后者近亲属的范围大于前者。笔者认为，考虑到民法和刑法本身的性质和价值取向不同：前者是私法、任意法，着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和人身关系；后者是公法、强制法，任务在于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法益。后者涉及到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调整，加之刑法的保障人权机能要求限制刑罚权的启动，因此对于刑法中概念的界定不可不慎重。另外，国家追惩犯罪的实现需要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互配合，刑诉法是程序法，因此，唯有刑法中的概念与刑诉法中的概念相协调一致，方能有效实现国家司法权，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前者的意见更加妥当。
　　（二）起实质影响的“关系密切人”方可构此罪。
　　在“刑修七”之前，出现了所谓“特定关系人”的提法，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在界定关系密切人的概念中，该意见应当值得借鉴。该意见第11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在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行的“刑修七”座谈会上，著名刑法学者王作富教授在该意见的基础上对关系密切人的概念做了更加详尽的阐释。他指出：“关系密切的人主要指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男女双方存在着正常或不正常的感情关系，表现亲密，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第二种是近亲属之外的亲戚朋友，因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关系从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第三种是因为情趣相投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如酒友、棋友、牌友等等。” 笔者以为，上述对关系密切人范围的概括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形式上进行列举，未能把握此概念的核心，作出实质性的定义。本罪名称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顾名思义，本罪的主体是凭借其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关系，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能给行贿人带来好处来收取行贿人的贿赂。本罪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一定关系仅是表象，实质上说，构成本罪主体的一定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产生实质影响的人。否则，本罪名与诈骗罪就无法区别开来。因为现实上存在一种情况，行为人打着是某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的旗号（事实上确实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允诺为他人办事而受贿或索贿。但实际上行为人与该国家工作人员感情早已破裂，换言之，行为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影响该国家工作人员使其为行贿者谋取不法利益。那么该行为人就只能构成诈骗罪，而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因此笔者以为，所谓关系密切的人，形式上看，可以列举为如情妇、挚友以及其他存在共同利益关系的人，但实质上，是能够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决策行为产生一定影响的人。这种混合式的定义方法，有助于划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
　　（三）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排除在此罪主体之外。
　　这也是本罪名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存在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之争。首先，笔者不赞成否定说的基本观点。正如前述，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离职）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与（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三种类型。除了最后一种以外，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本罪主体，换句话说，每个个体都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也即拥有着多重的身份。即便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也完全有可能本身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既是国家工作人员又是近亲属的情况并非罕见和不能想象。因此，否定国家工作人员成为本罪主体的观点是与法律明文规定不相符的，是违背罪刑法定的。其次，折中说看来，肯定说和否定说都是比较草率的结论。 论者将影响力按来源不同区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前者来源于行为人因职务、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后者来源于行为人自身的因素，如品格、才能、情感等。由此得出结论，国家工作人员既可能拥有权力性影响力，也可能拥有非权力影响力，当其运用非权力性影响力而收受财物时，便构成本罪，反之，则符合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构成普通受贿罪。笔者反对这种观点，而支持肯定说。原因在于折中说的按照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的性质（权力性还是非权力性）来区分，是缺少法律依据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的犯罪构成有着相似之处，表现在都存在一个三方的关系，即利用者（受贿人）—被利用者（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具体说来，即受贿者利用其对被利用者的影响力来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此，当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来收受贿赂时，实际上是同时触犯了普通受贿罪（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两个罪名，因为这二者侵犯了同一法益，因此这种情形应属于法条竞合，应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或者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进行定罪量刑。
　　三. 小结
　　受贿犯罪严重地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有的同时还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的损失。近年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社会威望及职权上的地位进行受贿的行为日趋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刑法修正　　（七）突破性地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人纳入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扩大了受贿罪的主体范围，这也是对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受贿罪形式和手段多样化的一种与时俱进的立法规制，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时代性与前瞻性的特点。


李飞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刑法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