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对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的减刑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尤其是对犯严重危及社会的暴力性犯罪分子的减刑予以了限制适用，延长其实际执行的刑期，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大改革。本文结合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这项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必要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在2006年中央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一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再次予以重申。它是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在死刑政策中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减少和限制死刑，也是我国基于参与的1975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198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批准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保护的保障措施》等相关国际文件，而作出的国际承诺。为了体现和落实该项刑事政策，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规定，例如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被适用死刑，且客观上只有该罪行的法定刑有死刑的才可以适用；我国的死刑体现出“矜老恤幼”的传统美德，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等等。然而，由于我国较为宽松的减刑、假释等制度的存在，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只要不是立即执行，即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死缓是可以适用减刑、假释制度的，这样一些犯有较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比如暴力性犯罪分子，经过多次减刑或者假释后，一般经过十几年就可以刑满出狱或者被假释出狱，难以起到矫正犯罪分子的教育效果。面对死刑与死缓之间“生死两重天”刑罚力度的巨大落差，有必要对犯有暴力性犯罪等重罪的犯罪分子予以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是坚持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纠正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一次大规模的刑法调整。

一是死缓犯所犯的罪行都是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等罪行，刑法作为保护合法权益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的法律，对于这些严重罪行需要予以死刑的惩治，同时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于一些虽犯死刑但无需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予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但由于这些犯罪分子自身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所犯罪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以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这不仅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这些犯罪，而且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强有力保护。

二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缓犯都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其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矫正其不良习气促使其走上正轨，从而不能或不敢再犯罪，这样就达到了刑法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可以使那些试图铤而走险实施严重犯罪的人有所畏惧、有所收敛，不敢以身试法，从而达到刑法一般预防的目的。

三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的功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给与的处罚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把握罪行和罪犯各个方面的因素，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都是犯有极其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所犯罪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其予以限制减刑既充分考虑了罪犯和罪行各个方面的因素，也是对其应负刑事责任的明确，罚刑相称，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是对罪责刑相适应这项基本原则的严格遵守。同时，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保护法益的基本功能，刑法存在的根本理由，抑或说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惩罚犯罪来预防犯罪。对死缓犯限制减刑，使其在监狱内接受长时间的劳动改造，认识并反省自己的错误，从而痛改前非，从内心深处对之前的犯罪行为予以悔恨并以积极的行动重新做人，这样在刑满出狱后对于自身是一种进步，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权益也是一种间接的保护。

二、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范围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针对死缓犯进行限制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50条、第78条第2款之规定，其具体内容是：对一般死缓罪犯实行普遍限制，即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期满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对九种死缓犯的减刑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即死缓期满后因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此时，该无期徒刑执行期间，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死缓期满后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 从该项条款内容可以看出，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裁判时在判决书中明确限制，在判决是否应限制减刑时应当注意把握：（1）对于符合“1+8”类犯罪死缓犯的减刑进行限制，不是应当或者一律限制，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只有对符合条件的，原则上一般予以限制。笔者认为，有下列情形，应适用限制减刑：①累犯前罪是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②累犯前罪所犯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③累犯前罪数罪并罚的；④犯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之一，存在数罪的；⑤只有累犯或者其他八种犯罪之一情形，适用限制减刑应特别慎重，只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但判处死缓又偏轻，选择限制减刑体现罪行相适应的；⑥其他符合限制减刑的。（2）被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具体包括被判处死缓的累犯和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此之外的死缓犯，一律不得适用减刑限制；（3）刑法修正案（八）所限制减刑的这些死缓犯所犯的均是重罪，犯罪分子均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予以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难以达到教育、矫正不法分子使其走上正规的社会效果的，可以考虑适用减刑限制。 二是执行刑罚时的减刑时的限制，一般死缓犯经过多次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再加上之前的两年考验期，其实际执行不少于17年；而九类特定死缓犯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其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即不管犯罪分子有多大的立功表现，不管经历几次减刑，其实际执行刑期都不得少于22年，这体现出我国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也是对我国刑罚基本结构的不断完善。

三、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结合运用

“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刑法时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时间效力主要解决的是刑法在何时生效、在何时失效以及对其生效前的行为有无追溯效力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预见其行为后果，对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原则上不能对该行为有效。但如果法律发生变更时，考虑到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从旧兼从轻”原则概述

1、“从旧兼从轻”原则体现了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中“禁止事后法”的要求，这里的禁止事后法并非禁止所有的事后法，而是禁止事后重法溯及既往，这也是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体现。

2、“从旧兼从轻”原则首先要考虑的是适用旧法及行为时的法律规定，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做出相应的行为，对于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行为人没有预测义务。若法律强行以行为后的法律要求行为人，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强人所难，因此我国刑事法上要求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

3、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进与完善，因此法律会经常发生变动。当新旧法规定不同时，我国的做法是适用新法的基本条件是其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犯罪，这表明“从旧兼从轻”原则最主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所以，如果新旧法对某行为的定性处罚不一致，就看何者对被告人有利，处罚轻重的比较应当以法定刑轻重为依据。

（二）“从旧兼从轻”原则在死缓犯减刑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死缓犯予以普遍限制减刑，同时对九类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的严格规定，旨在严厉打击和惩治此类犯罪分子。但我国刑法除了保护国家和公民法益的功能外，还有保障人权的功能，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人权。虽然这类人犯有严重的罪行，但他们同样拥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人权功能也是区分现代刑法、民主刑法与传统刑法、专制刑法的标志。“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是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考虑而产生的原则，因此二者有一定的共通性，对于死缓犯减刑制度来说，同样也要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在司法实务中，有两种情况需要二者结合适用，具体内容如下： 1、针对继续犯和连续犯的适用 如果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持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继续状态的，或者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连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连续状态的，对于这两类跨法犯，新旧法都认为是犯罪的，适用新法，即使新法处罚较重，也要适用新法，但在量刑上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施行，因此跨法累犯需要适用刑法修正案（八），若犯有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类重罪，从2011年5月1日前持续或者连续到2011年5月1日后，应适用限制减刑的规定，根据执行刑期期间重大立功的有无，经过减刑后实际执行不少于27年和22年的刑期；对于一般死缓犯，若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应适用新法“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规定，而并非之前的“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从而加大惩罚力度，对重罪罪行予以更为严厉的打击。 2、新旧法对行为定性分歧时的适用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在当时的法律看来不是犯罪，但是行为持续或者连续到新法生效以后，且新法认为该行为是犯罪的，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新法生效之后的该部分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新法生效前的行为则不作为犯罪处理。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制度，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从限制减刑以及提高死刑缓期执行之后的最低服刑年限的角度，实质上加重了处罚，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限制减刑违反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因此对生效前的犯罪行为原则不应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第二条规定的：“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在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下，溯及既往，更能体现“从旧兼从轻”的精神。


四、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完善意见

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更为严厉的限制，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死缓罪犯的实际执行刑期过短，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贯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有利于增加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和接受度，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次成功的改革，但对于九类特定犯罪，哪些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法律语焉不详；与此同时，由于目前贪腐现象愈发普遍，反贪腐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贪腐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是否也应同八类重罪一样进行特别限制减刑。对此，笔者试根据以上论述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明确九类重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具体情形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的规定，是否限制减刑由人民法院裁量决定，并不是一律限制，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此，笔者认为该条固然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实际操作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依照宽严相济政策或者依照犯罪事实、情节可杀可不杀的，决定不杀判处死缓的，应当同时宣告限制减刑，因为此类情况一般都是属于极其严重的犯罪，法官已经根据相应的政策和犯罪事实对其量刑予以了充分的考虑，判处死缓已然是对其的一种“从轻”处罚，但基于其犯罪的罪行严重性、社会危害性，理应对其限制减刑这种严厉的惩处，这也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同时促使犯罪分子通过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反思罪行、痛改前非，从而刑满释放后得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不至于对社会和他人造成新的危害。

（二）通过立法手段，将贪腐类犯罪纳入特别限制减刑的范围 随着现今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贪腐类犯罪愈演愈烈，且涉案金额不断提高，有些巨贪贪污几亿至几十亿之多，令人嗔目结舌，而且贪腐类犯罪作案手段隐蔽化、智能化、窝案现象突出，导致反贪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已堪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一些贪污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贪腐持续时间长，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动摇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赖；而且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分子，理应获得较一般死缓犯更为严厉的惩戒，而限制减刑作为比死缓更为严厉的处罚，理应适用于贪腐犯罪的犯罪分子，不仅有利于整治目前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可以警醒很多贪腐分子的侥幸心理，让世人认清腐败是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怕毒瘤，要像查禁毒品那样，通过立法和司法的严厉手段，防治腐败，为我国转型时期营造一个和谐正气的社会环境。 五、结语 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一次卓越的修正，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死刑与死缓之间的巨大落差，也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刑罚的基本结构，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赞誉。只有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始终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才能充分发挥这一刑罚制度的积极功能。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1999年11月5日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1999年11月25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2010年8月31日沈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修订； 2010年9月29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2年4月19日沈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 2012年5月22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河流、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

　　第三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水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效对策和措施，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水环境质量负责，保证水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发展和改革、城建、规划和国土资源、财政、农经、水利、交通、建设、卫生、公安、工商、旅游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做好本辖区的水污染防治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相关行政部门，做好水污染防治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水污染防治应当坚持污染物排放削减与控制和恢复水体生态功能并重的原则，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推进水资源循环利用，统筹城乡水污染防治工作，逐步构建完善的水生态保护体系，改善水环境质量。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环境的义务，有权检举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对在水污染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因水污染危害直接受到损失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致害者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

　　第二章 水污染防治规划与监督管理

　　第七条　市水利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环保、建设、城建、卫生等部门，根据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地面水域状况和使用功能对本市水域进行分类，确定地表水体功能区，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划定的地表水体功能区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功能区内的水质符合规定用途的水质标准。
第八条　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和改革、经信、城建、水利、建设、国资、中小企业、农业、畜牧兽医、商业、卫生等部门和区、县（市）人民政府，依据省水污染防治规划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计划，编制本市水污染防治规划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经批准的水污染防治规划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是防治水污染的基本依据。应当将其防治目标和治理任务分解到相关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和单位，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九条 重点水污染物排放实施总量控制制度。

　　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区、县（市）人民政府和重点排污单位。

　　市人民政府对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完成情况予以考核。

　　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流域水环境质量的状况，依法增加实施总量控制的水污染物种类。

　　第十条 对超过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成水环境质量考核指标的区、县（市）、流域和单位，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新增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第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对完成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水环境质量考核指标的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区、县（市）和单位，应当给予资金奖励。

　　经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认定，区、县（市）人民政府未完成水环境质量考核指标中跨界断面水质指标的，责任地区人民政府应当交纳生态补偿金。

　　奖励和补偿的具体办法由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市发展和改革等相关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施行。

　　第十二条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设置规范排污口，并在排污口设立显著标志。

　　禁止私设暗管或者采取以下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一）将废水进行稀释后排放的；

　　（二）通过槽车、储水罐等运输工具或者容器转移、非法倾倒的；

　　（三）在雨水管道分离后利用雨水管道排污水的；

　　（四）利用渗坑、渗井排放的；

　　（五）其他擅自改变污水处理方式的。

　　第十三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水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各有关单位应当对水环境监测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提供便利条件。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破坏、损毁或者擅自改动水环境监测设施。

　　城镇污水处理厂和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应当建立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制度，记录设施运行和维护情况,对其所排放的污水、废水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第三章　饮用水水源保护

　　第十四条 实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的划定，由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市水利、规划和国土资源、建设、卫生、城建等相关主管部门提出方案，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依法报批。

　　第十五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保护饮用水水源的实际需要，在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相邻的公路和水域，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防止运输危险化学物品的车辆和船舶发生事故污染饮用水水源。

　　第十七条 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可能威胁供水安全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相关排污单位采取停止或者减少排放水污染物等强制性应急措施；可能威胁下游地区饮用水供水安全的，应当及时向下游地区通报。
饮用水水源受到污染的，所在地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饮用水水源污染状况、应急措施和恢复供水等相关信息。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污染饮用水水源的污染源，应当责令排污单位停止污染物排放。排污单位拒不停止排放污染物的，市或者区、县（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采取措施予以停产，相关供水、供电、供气等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九条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内不能确定责任人的污染源，由所在地区、县（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予以清理。

　　第二十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饮用水水源污染事故处理应急预案，建立专业及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应急救援设施设备。

　　第四章　生态用水保护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功能保护的需要，对下列区域、水体依法划定保护区，并采取措施，保证区域、水体符合功能区要求：

　　（一）主要河流源头区；
　
　　（二）重要渔业水体、保护生物物种资源的水体；
　
　　（三）风景名胜区水体；
　
　　（四）重要的湖泊、湿地；
　
　　（五）重要的水源涵养区、森林；
　
　　（六）其他具有重要生态功能价值的区域、水体。
　
　　依法划定的保护区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二条 生态用水应当优先使用雨水和再生水。禁止使用地下水和自来水作为城市景观水体的补水。
各类工程施工降水的抽排水应当综合利用，优先用于施工现场以及城市景观水体。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再生水利用规划、计划，扩大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范围；制定鼓励使用再生水的政策，采取措施，发展工业再生水用户，扩大农业再生水灌溉范围。

　　再生水输配管网覆盖范围内的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工程施工等用水应当使用再生水。

　　第二十四条 市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利等有关部门，根据用水规模、水质要求、技术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本市各行业的再生水使用指标，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五条　农业主管部门在灌溉期应当定期监测灌溉用水的水质，保证灌溉用水水质符合国家《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要求。

　　第二十六条　城建、建设、水利部门应当加强城市河道的管理，定期组织清淤，保证水环境质量达到景观用水标准。

　　第五章　水污染防治措施

　　第二十七条　禁止向地表水体及其保护区排放、倾倒下列物质：
　
　　（一）工业废渣、城市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二）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
　
　　（三）放射性固体废弃物或者含有高放射性和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
　
　　（四）含有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的可溶性剧毒废渣；
　
　　（五）经消毒处理，未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含病原体的污水；
　
　　（六）其他污染地表水体的物质。

　　第二十八条 实验室废液应当单独收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处置，禁止排入污水管道。

　　第二十九条　在浑河城市段、秀湖、沈阳西湖、卧龙湖、南运河、新开河、蒲河和卫工河等景观、娱乐用水区内，禁止新建和扩建排污口，禁止行驶无防污设备或者防污设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以油为燃料的机动船（艇）。

　　第三十条　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测制度，会同水利、城建、农业、卫生等主管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建立环境监控预警体系。

　　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依法制定的本单位水污染事故应急方案，应当报所在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第一节 工业水污染防治

　　第三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通过合理规划，推动生态工业园区建设，鼓励和引导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工业企业入驻园区，严格控制审批新建、改建、扩建新增水污染物的工业建设项目。

　　第三十二条　禁止建设小型造纸厂、制革厂、染料厂、农药厂、石棉制品厂和放射性制品厂；禁止从事土法炼砷、炼汞、炼铅锌、炼油、选金、漂染和电镀生产活动。
　
　　本条例实施前建设的前款规定的项目，由市或者区、县（市）人民政府责令关闭或停业。

　　第三十三条　除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的工业园区外，在市三环绕城公路以内和已经设立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区域，禁止新建化工、冶金、电镀、化学制药、造纸、皮革、洗毛、漂染、发酵和酿造等项目；禁止扩建冶金、电镀、造纸、皮革、洗毛、漂染等项目；扩建化工、化学制药、发酵和酿造项目，其排放的污染物不得超过原项目核定的排放总量。

　　第三十四条 排放水污染物的单位应当推行清洁生产工艺。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必须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对未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单位，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予验收。

　　第二节 城镇水污染防治

　　第三十五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污水处理的管理。

　　市和区、县（市）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污水处理厂运行的监督管理，对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实施考核。

　　发展和改革、建设、财政、水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污水处理厂运行的相关工作。

　　第三十六条　排水设施或者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权属单位按规定向排放水污染物的单位和居民征收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费的收费标准和征管办法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污水处理厂运行经费应当由各级政府保障的部分，纳入政府城建计划。污水处理费的拨付应当与污水处理厂运行情况挂钩，由财政部门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拨付。
第三十八条　排入城市排水管网并进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进行处理的污水，应当符合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进水水质标准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预处理，并达到规定的标准：

　　（一）排放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内的污染物；

　　（二）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含有病原体的污水；

　　（三）含有难以生物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废水；

　　（四）可能影响公共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的废水。
第三十九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制定实现雨污分流的规划，建设和完善雨污分流系统，逐步推动雨水的收集、处理和利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雨水收集口、雨水管道排放或者倾倒污水、污物和垃圾废弃物。
第四十条 污泥处理处置应当遵循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
污泥用于土壤改良的，改良后的土壤应当达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禁止用倾倒、堆放、直接填埋的方式对污泥进行处置。

　　第三节 农村水污染防治

　　第四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对未纳入城镇污水管网村庄的生活污水进行治理，优先采用生态、低能耗、资源化的污水处理技术，并保证建设及运转资金。

　　第四十二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体系，实行村分类收集、乡镇集中运输、区、县（市）统一处理的方式，防止生活垃圾对水体造成污染。

　　第四十三条 市水利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在农村小型集中式水源地周边一定范围内划定一级、二级保护区和准保护区。在一级和二级保护区内不得堆放污染物，不得施放农药、化肥，不得建设畜禽养殖等排放污染物的项目，不得设置污水坑、厕所、垃圾坑等设施。

　　第四十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主管部门应当推广优质、高效、低毒的化肥、农药，控制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防止其对水体造成污染。

　　第四十五条 在水库、湿地、湖泊等水体进行水产品养殖，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第四十六条 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应当采取有效的水污染防治措施，通过综合治理实现达标排放。养殖废弃物应当全部综合利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污染，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将废水进行稀释后排放的；

　　（二）将废水通过槽车、储水罐等运输工具或者容器转移、非法倾倒的；

　　（三）在雨污管道分离后利用雨水管道排放废水的；

　　（四）其他擅自改变污水处理方式，未经批准设定的排污口排放废水等规避监管的。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实验室废液进行安全处置，排入污水管道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在景观、娱乐用水区域行驶的以油为燃料的机动船（艇），未按规定配备防污设备或者防污设备存在重大缺陷的，由海事管理机构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海事管理机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用倾倒、堆放、直接填埋的方式处置污泥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治理，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危险废物，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或者处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指令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二条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0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