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机会主义者”的法官

龙城飞将


　　根据毛泽东与威廉姆森 对机会主义的观点对法官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法官也是“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

　　关于“机会主义”，毛泽东的定义是：哪里有利就到那里去。

　　经济学中的机会主义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假设，最先提出这一假设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威廉姆森把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而利己的“本性”，称之为机会主义。威廉姆森认为，对于“机会主义”的认识，是他对经济学首创的贡献之一。他对经济分析中关于人的行为特征的基本假定作了新的界定：经济生活中的人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中的人都是自私的，而且，为了利己，还可能不惜损人。不过，人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约，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使损人利己的行为受到一定的节制。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樊刚、汪丁丁、常修泽等提出不同的定义，，但都表达出了不正当获利这一含义。

　　为什么会产生机会主义，一般地解释是：人类的有限理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产生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宋圭武教授 增补了四条原因：第一、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第二，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机会主义的政治土壤。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催生机会主义的文化温床。第四、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也增大了机会主义的诱惑力和活动空间。

　　在法律市场上，在诉讼关系中，法官和当事人都是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这种本性直接影响了法律行为的效率。在法律行为中，尤其到了诉讼阶段，当事人不但要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更重要的是，他还要提防法官的机会主义行为。法律活动和法律市场中机会主义的存在使交易费用、制度成本提高。交易越复杂，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提高的幅度也越大。

　　在现实的法律世界中，法官的机会主义行为是随处可见，如果你是律师，或是当事人，或是因官司牵扯进去的关系人。总之，中国人之所以远离诉讼，实在是因为事件的相对人和法官都是机会主义者，发生纠纷，已然是卷入了利益的旋涡，提起诉讼是把自己置身于新的旋涡，会给自己的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害。

　　“经济人”与“机会主义者”都强调人的利己性，但两者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人”假定人们在从事其活动时都是从事正当的职业，遵守起码道德，根据法律规定。在这个框架下，他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或者就个别事件而言是为自己的同时也为别人，双方必须是互利的，就社会总体而言是为别人，整个社会得到福祉。“机会主义者”则是，个别事件上主观为自己，客观上也是为自己。从社会总体看来，他也是损害了社会的总体利益。

　　原先彼此不相识的三个人，因为一次房产的拍卖，走到了一起，接着和法官展开了一场几近一年的扯皮，最后不了了之，然后含恨放弃，这是发生在深圳的一个真实故事。

　　这三个人在深圳市国土交易中心举牌成交后，发现在当今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情况下，成交价格较原登记价格翻了一倍，就是说，被执行人房产被拍卖后还赚了一倍的利润。他们到法院拿裁定书时均向法官提出，根据法律规定，原业主应交清所欠政府的税费、物业管理费和滞纳金，要求法官从执行款中扣除这部分款。法官口头答应，但不接受他们书面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只是热心地甚至带有恳求式要求他们先在裁定书的回执上签字。他们相信法官不会胡来，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就签了字。谁知第二天再问款项下落时，法官回答，剩余的款项已经支付给了被执行人。前后时间，仅仅相差一天。

　　这三人听了很惊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法官所讲是真的，就意味着他们的房产将过不了户，除非他们替被执行人支付十四、五万元的税费，而被执行人却赚了五十多万！当然，被执行人背后的利益链条没人会给他们说清楚。

　　他们想不通，昨天法官还口头答应，今天就变了卦。听说法院拿到执行款，并不马上给回其权利人，一定要等别人百般去求他才给，现在怎么这一下子就给出去了呢。此时的法官表现得相当冷静：一、你们昨天已经在裁定书上签字，裁定书就发生法律效力了。二、你们是案外人，我们没有义务替你们把钱预留下来。三、你们在拍卖合同上签过字，承认自己负责这部分税费的。四、你们可以找被执行人要钱去！五、我们是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的。

　　原来，市国土交易中心的拍卖格式合同上明确规定，这些税费由买受人承担。这些合同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但是有基础，这就是法院与之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

　　法院为什么要违反法律规定签订这些合同呢？没有人做出合理的解释，显然，“公平”与“正义”决不是其真正的原因。找法官交涉无果，只好找法院。他们向法院提出：一、法律明确规定，房产交易卖方应承担相应的税费。二、拍卖公告所讲由买受人承担税费，是在过去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他们替法官找理由），现在拍卖增值，且能找到被拍卖人，应先把款项扣留。三、法院是执行机关，不是真正的当事人，它在拍卖公告中的约定并非正在的卖主与买主的约定。四、我们的房产尚未过户，法官就匆匆忙忙把款项付出去，使得我们房产不能过户。五、根据《合同法》，对这种格式合同应作不利于制定方的解释。

　　但法院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也不给出合理合法的解释，只是让他们找当事的法官本人交涉。他们又向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的纪检部门书面反映，人大政协泥牛入海，检察院和法院也给书面回答，说是该法官是执行了本院的有关规定。规定在哪里，检察院和法院秘不示人。他们得到的唯一的反应是，那个法官调到了一个偏远的法庭，使得他们再去找法官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他们也想到自己找到被执行人去解决问题，一再要求法官给出被执行人的地址。很明显，一旦找到被执行人，法官背后联动的利益关系就会大白于天下。所以，法官声称，你们不是当事人，没有权利知道被执行人的下落。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了，这三个人耗费不起时间精力，只好含恨罢休。由于咽不下这口气，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这三人都赔本卖掉了自己拍卖来的房产，以避开“晦气”。

　　人们一定可以知道，经过类似情况的人，谁还会天真地相信“法律是公平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因为用在他们身上的法律是不公平的，他们对法官的“公平”、“公正”、“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定不再会有任何信心 。霍姆斯说“坏蛋”会预测法律，经过自己利益受损的具体事例后他们知道，法官也会“预测法律”了。

　　法官的机会主义在这里得到十分明确的表现：其一、三人领取裁决书前，法官先不把钱支付出去，那样做就违法了。其二、他们拿到裁决书时，先哄着他们签收，这样就表示他们承认自己替那个被执行人付费了，因为裁决书上明显地写上了这一点。而当事人当时只想到裁定拍卖这一事实成立，不会细看法官还在裁定书上给他们加了新的义务。三、他们三人签收后，发现裁定书上大有问题。法官未经诉讼和判决，就对他们这些案外人追加义务。但再去找谁，都不会有人理了，法官已经在“法律上”站住脚了，那倒霉的三个人反倒是“无理取闹”了。四、法官有个他所在的基层法院的“内部规定”做挡箭牌，作为他操作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理由，但这“内部规定”一直秘不示人，实际效力却大大地高于国家法律法规。正因为如此，他所在的法院才给他各种庇护。

　　不独如此，在没有法官直接参与，但有某种官员作裁决处理的情景中，机会主义随处可见。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事故双方的当事人、交警、拖车（受交警控制的）、扣车场（与交警有联系的）、医院（若有人受伤）、保险公司、汽车修理厂、理赔估损公司组成一个利益链条，甚至在交警队办证的黄牛、给汽车充电的人、卖汽油的人也是这个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黄牛帮助当事人把驾驶执照拿回来，当事人去扣车场提车时经常是电瓶被放电，然后有人守在旁边帮你充电；油箱里的油经常只剩一点，刚够到修理厂，原因是有油耗子早就下了手。凡此种种，最终承担损失的当然是事故当事人 。如果进入诉讼，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利益链条，各个参与角色包括：审判法官、执行法官、双方律师等。如果案件复杂，还可能有鉴证机构等参与。中国有句谚语：“卖棺材的希望死人”，在这两个长长的又耗费当事人钱财的利益链条上，除了当事人，其它环节上的利益相关人谁不希望多出交通事故？

2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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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决定

（2008年8月21日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有关规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决定对《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提高议事效率，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有关规定，结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二、第十二条移至第五章，作为第二十八条。
　　三、第十七条作为第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审议议案时提出的重要意见、批评和建议，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应当交由有关机关或者部门研究处理。有关机关或者部门的研究处理情况一般应当在三个月内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或者有关专门委员会。”
　　四、第二十三条移至第五章，作为第三十四条。
　　五、第二十五条作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专项工作报告时，报告机关的负责人应当到会作报告，市人民政府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负责人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由其办事机构将专项工作报告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报告修改后，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专项工作报告之前，有关专门委员会可以先对报告进行初步审议，提出意见。”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常务委员会一般在每年的八月审查和批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上一年度的本级决算草案，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年度上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常务委员会在审查和批准决算的同时，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关于上一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常务委员会在听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前，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中期评估报告先送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或者送交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经市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在执行过程中需要作部分调整的，以及经中期评估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需要调整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将调整初步方案先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或者送交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五条：“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根据年度执法检查计划组织进行的执法检查，应当在检查结束后两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执法检查报告。
　　执法检查组的执法检查报告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主任会议并可以决定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有关情况报告同时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八、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对专项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和执法检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由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交由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的研究处理情况一般应当在三个月内书面报告常务委员会；在正式报告常务委员会之前，应当先由其办事机构送交市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专项工作报告、审计工作报告作出决议。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决议规定的期限内，将执行决议的情况书面向常务委员会报告。”
　　九、删去第二十七条。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常务委员会听取的专项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市人民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者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
　　十一、第五章章名修改为“询问、质询和特定问题的调查”。
　　十二、第三十一条作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质询案以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到会答复。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口头答复的，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有权列席会议，发表意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应当向常务委员会或者主任会议提交答复质询案情况的报告。
　　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签署。
　　主任会议认为必要时，可以将答复质询案的情况报告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十三、第三十二条作为第三十三条，修改为：“提质询案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对受质询机关的答复不满意的，可以提出要求，经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十四、第三十三条作为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在全体会议上对会议议题的审议发言，第一次不超过十分钟，经主持人同意的，可以延长五分钟；第二次对同一议题的发言不超过五分钟。”
　　此外，对条款顺序和个别文字作了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通过之日起生效，《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