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续欠缺与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

大连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 牟莉莉 付丽艳


[内容摘要] 大陆法系票据法大都规定，持票人若手续欠缺即丧失对全体前手的追索权，此时持票人可以行使对出票人或承兑人的利益偿还请求权以资救济。而我国票据法则规定在持票人手续欠缺时，持票人并不丧失对出票人的追索权，故没有赋予其利益偿还请求权。笔者主张我国票据法应采上述的规定。
[关键词] 利益偿还请求权 追索权 手续欠缺 利益平衡
一、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概述
由于票据债务人的责任较一般债务人的责任重，票据法对票据权利规定了短期的消灭时效以及严格的保全手续1，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票据权利，使承担票据责任的债务人早日解脱，从而达到持票人与票据债务人之间利益的第一次平衡。但由于票据时效短，票据权利保全程序和手续严格，持票人稍不注意，一过时效或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示票据、取得权利拒绝证书，则会丧失票据权利，而获得对价或资金的票据的出票人或承兑人则会因此而获得额外利益。例如，甲已得对价而出具了10万元的支票给乙，乙又转让给了丙，丙因错过时效期间而丧失了票据权利。这时丙受到损失，而甲在银行的存款并未减少。票据法为谋求票据权利义务人之间的利益的第二次平衡，2规定了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给持票人以最后的救济。
对此，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票据法都有规定。如日本《汇票本票法》规定：“汇票、本票的权利因手续欠缺或时效而消灭时，持票人仍可请求发票人、承兑人或背书人在其所受利益限度内予以偿还。”我国台湾《票据法》规定：“票据上之债权，虽依本法时效或手续之欠缺而消灭，持票人对于发票人和承兑人于其所受利益之限度，得请求偿还。”
可见，利益偿还请求权制度是在法定条件或情形下，赋予丧失票据权利的持票人以利益偿还请求权，使持票人因一定原因而丧失的利益得以向获得利益的人请求偿还而得到救济的一种制度。所以，所谓利益偿还请求权就又被称为利得返还请求权，或受益偿还请求权，或利益返还请求权，是指票据上权利因消灭时效完成或怠于权利保全而消灭时，持票人得向因此而实际获得利益的出票人或承兑人在其所受利益的限度内请求偿还该利益的权利。3
我国票据法第18条规定：“持票人因超过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时，仍享有民事权利，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与其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可见我国票据法的规定与上述票据法的规定以及学者的定义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把票据权利丧失的原因之一表述为，“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不是“手续欠缺”，可请求出票人或承兑人返还的是“其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而不是限制在“其受益范围内”。4在司法实践中，对与票据法18条的规定也多有歧义，在此笔者拟对手续欠缺与利益偿还请求权的问题阐述之。
二、手续欠缺与利益偿还请求权
我国票据法把票据权利的丧失原因表述为：“持票人因超过权利时效，或者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对于持票人超过权利时效的情况，各国都有规定，几无争论。需要说明的是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根据通说，票据记载事项可分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与相对必要记载的事项。对于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不为记载时，票据无效，此时持票人根本不存在票据权利，也就谈不上丧失票据权利，因此不能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而相对应当记载的事项，不为记载时不影响票据的效力，持票人享有票据权利，不必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因此，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这种规定本身就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在此不多赘述。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国票据法只规定了上述两种丧失票据权利的情况可以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但是学者在定义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时候，都表述为：“票据上权利因消灭时效完成或怠于权利保全（手续欠缺）而消灭”。手续欠缺是指持票人未能在期限内提示或作成拒绝证书，以致不能对前手行使追索权的情况。6有学者指出，为确保票据的流通性和安全性，票据法对票据权利规定了严格的保全手续，出票人因法定手续欠缺，未依法提示或未依法取得拒绝证书则失去对前手的追索权。为平衡持票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各国票据法都将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纳入利益偿还请求权的条件之一。而我国票据法则排除在外，这就使因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持票人与超过票据权利时效而丧失票据权利的持票人处于不平等状态，同时也使利益偿还请求权这一制度不能实现使持票人与债务人的第二次利益平衡的初衷。7
事实是否如此呢？让我们看一下我国票据法的规定。从我国票据法第40条、53条、65条、79条、80条、92条等的规定来看，我国票据法规定了严格的票据保全手续。
如对于汇票来说，票据法第40条规定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１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承兑。汇票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承兑的，持票人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第53条规定，持票人应当按照下列期限提示付款：（一）见票即付的汇票，自出票日起１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付款；（二）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到期日起10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持票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在作出说明后，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继续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任。第62条 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时，应当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的有关证明。第65条规定，持票人不能出示拒绝证明、退票理由书或者未按照规定期限提供其他合法证明的，丧失对其前手的追索权。但是，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责任。
对于本票、支票来说，第80条规定，本票的持票人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见票的，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权。第92条，支票的持票人应当自出票日起10日内提示付款；异地使用的支票，其提示付款的期限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超过提示付款期限的，付款人可以不予付款；付款人不予付款的，出票人仍应当对持票人承担票据责任。
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票据法规定了严格的保全手续，并且规定持票人手续欠缺即丧失其前手的追索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前手并不包括出票人。因为根据我国票据法第17条的规定，持票人对汇票、本票出票人的权利2年不行使才消灭，支票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是6个月，所以，有学者指出，持票人即使存在手续欠缺，对出票人的追索权并不消灭。8此外，我国的《票据支付结算办法》第36条也规定，“银行汇票、银行本票的持票人超过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权，持票人在作出说明后，仍可以向出票人请求付款。支票的持票人超过规定的期限提示付款的，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索权。”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票据法没有规定持票人在手续欠缺时可以享有利益偿还请求权，是以我国票据法上述的规定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我国票据法是通过使手续欠缺的持票人保有对出票人的追索权来保障其利益的。
但是笔者认为，持票人以追索权作为请求权的基础要求出票人承担责任是不合适的。因为根据票据法第70条的规定，持票人行使追索权，可以请求被追索人支付下列金额和费用：（一）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二）汇票金额字到期日或者提示付款日起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计算的利息；（三）取得有关拒绝证明和发出通知书的费用。可见允许持票人对出票人行使追索权，会使持票人因为自己的过错怠于权利保全而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费用转嫁于出票人。而且票据法规定严格的保全手续旨在敦促持票人及时行使权利，早日解除票据债务人的严苛的责任。这样一来，实际上使票据法这一规定失去了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应规定持票人保全手续欠缺时，应丧失对其全体前手的追索权，同时赋予持票人对出票人的利益偿还请求权。而且日本、我国台湾及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都规定，持票人不于法定期限内履行保全手续就丧失对其全体前手的追索权，9而不保有对出票人的追索权。手续欠缺是利益偿还请求权的行使的原因已是无疑义。我国学者大多认识到我国票据法应参考其他国家的规定，把持票人因手续欠缺丧失票据权利作为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的原因之一，而没有注意到我国票据法，实际上并没有因持票人的手续欠缺而取消持票人对出票人的追索权。从而使持票人根本没有必要行使利益偿还请求权。当然我国的这种规定是不合适的，上已论及。


1 德国、法国的普通时效为30年，日本的一般时效为20年，而票据的消灭时效，德、法、日均规定对承兑人的请求权为3年，对背书人和出票人为1年，背书人对其前手为6个月。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为2年，而我国票据法17条规定，汇票、本票的持票人对承兑人及出票人的权利时效为2年，支票持票人对出票人的权利时效为6个月，持票人的追索权以及再追索权的时效为6个月和3个月。因此，我国票据法对汇票、本票的持票人的权利时效实际上与一般时效是一致的。
2 刘定华《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载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1年6月，60页。
3 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大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83页；赵威《票据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241页；梁宇贤《票据法理论与实用》（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民国69年版，第379页
4董蕙江 《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01年2月，第112页。
5 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大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89—90页
6 梁宇贤《票据法理论与实用》（上）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80年版，第214页；郑玉波《票据法》三民书局1973年版，第382页；刘定华《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载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1年6月，第69页
7 刘定华《论票据利益偿还请求权》载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1年6月，第69页
8 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大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81页；赵威《票据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07页
9 刘家琛《票据法原理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379页。赵威《票据权利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253页

公司的社会责任

林安生


[内容摘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自二十一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掀起了一场广泛的、涉及公司法基本原理的公司管制的大讨论，其主要焦点围绕着公司股东、董事、监事、职工、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涉及如何重新认识股东的法律地位、公司经营决策与执行、公司的社会责任等基本问题。本文作者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西方学者提出的一种新理念对我国的公司法修改具有很大的借鉴，因此本文企图从公司的历史沿革、社会责任的提出及其概念着手，分析确定公司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从借鉴国外有关立法出发，对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进行一定的探考，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公司法的修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公司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公司的定义；独立董事；独立监事；公司的环境责任

公司自其中世纪在欧洲意大利沿海都市产生以来，从最早的康孟达组织到今天的股份有限公司已历时几百年，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亦日益完善，同时也成为当今商品经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企业组织形式，它以其特有的适应社会化商品经济的财产组织机制和企业经营机制在近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人们对于公司已不再陌生。但同时早期公司立法上浓郁的以“个人为本位”主义使人们在公司的认识上却一直停留在把公司看成仅仅是股东们共同出资共同受益的组织体，追求股东们利益最大化也就成了公司的唯一目的，因此公司的定义也往往被说成是依法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或企业法人。然而，伴随着公司的日益增多，单单我国的公司数目就不下100万家，公司已日益成为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市场主体和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公司对于除股东之外的利益主体的影响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国内外的许多学者纷纷提出要对公司进行重新的定位。于是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新理念便油然而生，社会本位观和利益均衡观对于现代公司立法的影响也日益明显。学者们越来越强调公司目标应是营利性与承担社会责任的并重，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该兼顾社会效益。
“公司的社会责任”这个概念最早于1924年由美国的谢尔顿提出。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放任经济学思潮的影响，国家守夜人角色的不作为和鼓吹公司自由市场自由导致了资本家们的盲目追逐私利，从而引起了公司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出现，公司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益严重。于是从美国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纷纷对公司法进行修改，加强了对公司行为的限制，那种漠视劳动者、消费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做法受到一些大公司的经营人员和立法者的抛弃，越来越多的经营者主张引入利益关系者参与公司的管理。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就首开公司法变革之先河，于1989年修正其公司法，其中对传统最具有挑战意味的修正条款是要求公司的经营者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股东(stockholders)一方利益负责。目前美国已有近30个州相继在公司法中加入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内容，日本和德国也对公司法做了部分修改，以突出对相关利益者的保护。所谓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应该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等内容。因此公司的社会责任更加强调的是对其他利益者的利益保护，以纠正立法上对股东们利益的过度保护，从而体现出法律的公平性。公司利害关系人理论是美国许多学者近年来用以支持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主要依据，即不仅股东，而且公司雇员、顾客和广大公众都是在公司中有一种利益，公司的经理们有义务保护这种利益。而且公司作为法律上承认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法人，这样的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为了公司自身的利益和公司出资者的利益，它必须追求经济利益。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公司作为一个社会上的人，它占有和处置了社会上大部分的资源，也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例如环境保护、社会经济稳定等方面责任。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只是公司价值的一部分，管理学界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任何一个组织都不只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社会存在，公司也不例外。公司不仅是股东争取利润的工具，更应该成为为其他社会利益者服务的工具，因为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才是现代企业的经营目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并不等于企业创造的社会财富最大化。本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体，它要求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益的一致，始终把社会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因此在我国提出公司的社会责任具有以下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预防公司滥用经济力量。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以聚集结合的最佳，也是最大场所，是对全社会经济资源予以配置的最为重要的市场主体，绝非合伙、自然人独资企业所能比拟的。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看，公司的经济力量只会越来越强，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公司集中。据统计单世界500强的财富就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而且一些跨国公司的实力就可以和一些小国的实力相提并论。因此公司对社会的影响也只会日益增大，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就可以预防公司的经济力量被人为地滥用来损害社会利益。
（二）、有利于公司的健康发展。
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会不会导致公司经营的低效益呢？这是学者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学者把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核心特征。认为一个公司的持久的竞争力和最终成功是协调工作的结果，它体现了来自不同资源提供者的贡献。因此公司治理结构还必须认同和适当保护利害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并且鼓励公司和利害相关者之间就创造财富和工作机会以及保护企业财务健全进行积极合作。当代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表明，物质资本对公司的发展作用日益减弱，人力资本，尤其是掌握各种复杂的专门知识的人力资本更能决定公司的兴旺发达，公司职员所拥有的高素质的劳动比物质资本更为稀缺。因此不应简单地把公司看成是“股东们的联合体”而应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及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组成的契约组织。连日本学者大隅健一朗也认为，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在现实上，股份公司都是股东利益、公司债权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各种利益的错综物。同时公司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其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其他利益者的制约。1984年著名管理学者Freeman在他的著作《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里，第一次把利益相关者分析引进管理学中，并把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或受企业经营活动影响的个人或团体。而且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健康的企业必然要与外部环境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双赢的结果。另外，他还认为处理好公司、股东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社会声望，提高公司的调案和反应能力和增加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像世界上一些发展较好的公司，如通用公司，海尔公司，它们就十分重视在公司与员工、消费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为它们提供优秀的个性化服务，让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中来。因此，适当地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不仅不会增加公司的负担，导致公司的低效益，还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从而更加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三）、有利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公司因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加上市场经济下公司与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利益相关者单凭自身微薄分散的力量无法与公司强大的经济实力相抗衡，因此公司往往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去损害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而且在中国消费者买假货、债权人拿不回自己的债款的事情经常会见之于报端。所以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完善公司立法，规制公司行为便显得特别重要。
我国公司法自1994年实施以来，为我国的公司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由于公司法制定时间较早，加上现代公司发展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西方学者们对公司立法的一些新的探讨，本人认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已是不可避免，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提出应该成为我国公司立法上一个必须直面的话题。欲落实公司的社会责任，就必须突破传统公司法的局限性，摆脱过时的、片面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法理念及相应制度安排，给公司目标以重新定位——营利性与承担社会责任并重。而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前提是借鉴各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共性，实现公司与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因此本人认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在公司法中体现出以下内容：
1、 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中不应只单单规定“为了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应当明确地把公司的社会责任写入，强调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法律保护，以顺应公司立法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的世界趋势，并且写入公司的社会责任可以对公司的定位明确为营利和社会责任并重。同时，在公司法中将公司的社会责任概念明确表达为“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应该适当包括雇员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会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利益等内容。
2、 我国公司法中没有给公司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笼统地在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时指在中国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国外公司立法中大都对公司给以明确的定义。因此我国公司法中亦应该对公司的定义予以明确，以避免实际应用中的误解。由于公司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国外公司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我们的定义应该体现这些成果，因此可以定义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兼顾社会利益的企业法人。”要求公司兼顾社会利益是为了加强公司的职业道德，防范经营风险，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这样的定义符合公司法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公司的新定位。
3、现代公司经营日益专业化和复杂化，对于经营者的要求越来越高，经营者的自身素质也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公司的发展。而且股东会非常设机构，不可能对公司的任何突发事件通过定期召开股东大会及时做出处理。同时，一些股东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也表明了股东会中心主义的不足。因此自1937年德国率先强化董事会职权起，西方各国公司立法中也逐渐放弃了股东会中心主义，建立了以董事会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因此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也应顺应这种发展，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让董事会对更加广的利益主体负责，授权董事在做出公司经营决策时适当地考虑非股东利害关系人利益，而不仅仅只对股东们负责。这也是国外司法判例的越来越普遍的做法。因此在董事会成员中建议借鉴美国等公司制度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置独立董事，适当地增加外部董事的比例，以纠正目前公司法中内部董事比例过高的现象。这里的外部董事是指在董事会中设置一个由来自公司外部，且独立于公司业务执行委员会的外部董事组成的内部委员会专门行使经营监督职权。这个外部董事本人认为应当由职工和社会某些法学人士来担当。在美国公司社会责任通常被认为，公司的董事们作为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应有的角色。因此公司法中应明确董事对利害相关者负有一定的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也就是要求董事在履行职责时，应当适当地照顾到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否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4、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性质而言，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监事会作为公司内部的监察机构，对于公司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世界各国对于监事会的完善十分重视。我国有必要依据公司的社会责任，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来强化监事会对利害相关者的保护。可以借鉴日本1993年对《商法》的修改规定，在监事会中设置外部监事，以加强监事会的独立性和监督的实际效果。另外，也可以借鉴德国公司法的做法，将监事会的组成规定为由股东代表、银行代表以及职工代表组成，这样监事会就相当于公司利害关系人代表大会，有利于保护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也应该在公司法中增设监事会的调查权，以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有效进行。
5、 在公司法中明确债权人可以作为清算组中的一员进入清算组，而不是模糊的“有关机关”，这样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在公司清算中被人为地排除在外，从而不利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外，也应当对我国公司法中有关公司合并分立的规定进行更加具体的明确化。比如在第185条第2款规定“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公司不的分立。”但并没有对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做出公司分立应当如何处理的规定，这对于债权人的保护显然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增加违背该规定时公司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对债权人的救济。
6、 有限责任制度被喻为现代公司的三大原则之一，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础和核心，被西方学者称为可以与蒸汽机相媲美的伟大发明。有限责任的确立大大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从而大大提高了股东们投资的积极性，对经济的发展曾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一制度也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其主要弊端就是对债权人的保护不足。在有限责任制度下，股东自己的风险降至最低限度，实际上也就是将公司的经营风险转移给公司的债权人。因此美国在司法判例中首先确立了“揭开公司面纱”即否认法人人格。其基本原理是：当公司的法人人格被不正当使用时，公司的独立人格掩盖了个人的非法的、不正当的行为，若继续拘泥于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原则，实有悖于法人制度的真正目的。因此，在公司的法人人格被滥用时，公司债权人利益受损下，将无视公司独立的法人地位，否认股东的有限责任原则，令不当行为人（包括公司的股东、董事等）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现在这种做法已为德、英、法、日等国家仿效，逐渐成为两大法系共同认可的一项法律原则。目前我国公司法中没有对“揭开公司面纱”进行规定，本人认为，在我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公司形式规避法律，进行欺诈的现象还较普遍，如，一套人马几个公司牌子，母子公司之间互相转移利润等。因此，将公司独立人格绝对化，片面强调股东在任何情况下对公司的债务都不负责，势必会助长不法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有违法律的价值，不利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故，本人认为应当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揭开公司面纱”的制度，在公司法中加入规定，在某些情况下，为维护利害相关者的利益，可以不考虑公司的独立人格而直接由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即严格责任作为一种例外。
7、 美国学者萨克斯在他的一篇著作中写到“象清洁的大气和水这样的共有财产资源已经成为企业的垃圾场，因为他们不考虑这些毫无利润的人们普遍的消费愿望，更谈不上对市民全体利益的考虑了。”因此公司对于环境的污染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发展国家的中国，面对着入世后国外公司的大量涌进，特别是在党中央吹响西部大开发的号叫下，必将会有更多的公司加入到这场伟大的开发中，西部的环境是我们在开发中必须要时刻重视的事实。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我国的确立，意示着我们更有必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早已脆弱的环境。公司法作为公司的组织法和行为法，有必要对公司的环境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故本人认为应当在公司法的法律责任一章中明确规定公司破坏环境的法律责任以强调公司对环境保护义不容迟的责任，并且加大对公司破坏环境责任的罚款力度以及相关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作为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先进理论，其适应了西方公司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我国作为一个刚刚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注重的是公司的经济效益，因此学者们更加关注的是国外那些有利于公司如何赢利的制度设计，而对公司的社会责任的讨论并不是很多，甚至有些抱回避的态度。本人认为虽然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公司的赢利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公司侵害利益相关者合法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我们完全不必要只有到了问题严重地不能不治理时才想到公司还有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再者，我们主张在公司法中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既体现了立法上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的做法，又符合了中国入世后法制上要与世界接轨的迫切要求。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主张公司的社会责任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公司的营利性，而是认为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当顾及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使这种营利性能更好地为整个社会服务。因此，在公司的社会责任上，我们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完全否认公司的社会责任，只看到股东们的利益，而看不到其他社会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另一种就是过度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完全否认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体，把公司完全看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让企业来办社会，把过多的社会职能交由公司来完成。本人相信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在中国的引进和探讨必将对我国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以及相关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必将会给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提供宝贵的借鉴,公司也必将沐浴着二十二世纪新的曙光再一次以崭新的姿态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书目：
1、刘俊海著：《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
2、石少侠主编：《公司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3、高程德主编：《现代公司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徐燕著：《公司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
5、张开平著：《公司权利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6、《经济与法》2000年第12期
7、《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
8、《法学》2000年第4期。
9、《民商法学》1999年第7期。
作者：林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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